建安散文

　　汉末政局的动荡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割据，使汉代一统天下的经学束缚被彻底打破。思想解放，多元并存的宽松局面使士人思想更加自由多彩。各行其是，择主而栖又使士人敢于放言无忌，直抒胸臆。此时文章风气亦为之一变。其一，在内容上不再是重复和敷衍经义，而是注重抒发情怀，言之有物。曹操的痛悼郭嘉（《与荀彧书追伤郭嘉》），曹丕的追忆旧游（《与吴质书》），曹植豪情万丈的上表自荐（《求自试表》），孔融气采飞扬的推毂友人（《荐弥衡表》），都是真情流露，袒布胸怀，衷于内心，而发于文章。其二，在形式上摆脱了经生式的引经说教、枯燥拘束，变为注重文采、渐求骈俪。这尤其体现在曹丕、曹植兄弟的文章中。曹植曾说：“君子之作也，俨乎若高山，勃乎若浮云，质素也如秋蓬，摛藻也如春葩。泛乎洋洋，光乎皜皜，与雅颂争流可也。”（《前录自序》）说明他十分注意文章的辞采。而曹丕的文章则排偶联翩，隽语迭出：

　　每念昔日南皮之游，诚不可忘。既妙思六经，逍遥百氏，弹棋间设，终以博弈。高谈娱心，哀筝顺耳，驰骛北场，旅食南馆，浮甘瓜于清泉，沉朱李于寒水。白日既匿，继以朗月，同乘并载，以游后园。轮舆徐动，宾从无声，清风夜起，悲笳微吟。乐往哀来，怆然伤怀。（《与吴质书》）

　　骈俪颇工，已启南朝骈文之端；文采斐然，是应用文字艺术化的先声。可以看出，文章自建安起，已经沿着重艺术特质的方向开始前进了。其三，在风格上，建安文章的作者都有很强的个性特点。曹操清峻通脱，曹丕隽丽流畅，曹植气盛辞华，孔融恢谐高妙，陈琳章表殊健，阮璃书记翩翩，应砀和而不壮，刘桢壮而不密，都各有千秋、毫不雷同。当然，这与建安士人心态关系密切。时局给士人带来建功立业的机会，士人们又自视颇高，自信颇强，家家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咸以自骋骐騄于千里，造成了风格各异、异彩纷呈的局面。其中尤有特色者为曹操。

　　鲁迅说曹操是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，有“清峻的风格——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”，他还“力倡通脱。通脱即随便之意，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，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曹操主要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的令、表之类，但写起来却都能破除公文的虚语与旧格，挥洒自如，直抒胸臆。他的代表作为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其自负与真率脱口而出：

　　今孤言此，若为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评，言有不逊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……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，以还执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，又己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

　　分析天下大事如在指掌，洞悉政局切中肯綮。说明自己不肯放弃兵权时毫不含糊嘴软，既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胸襟和睿智，也透露出一个权臣和奸雄的无所顾忌和霸气，充分体现了清峻通脱的风格特点。而其清峻简洁平易之特点，则为曹操所独有。

　　曹丕曹植兄弟之文，注意辞采骈偶，则又领建安文坛另一风气。如曹丕《与繁钦书》中写歌女之状，极丽句佳藻之能：

　　素颜玄发，皓齿丹唇。详而问之，云善歌舞。于是振袂徐进，扬蛾微眺，芳声清激，逸足横集。众倡腾游，群宾失席。然后修容饰妆，改曲变席。激清角，扬白雪，接孤声，赴危节。于是商风条振，春鹰度吟，飞雾成霜。斯可谓声协钟石，气应风律，网罗韶濩，囊括郑卫者也。

　　曹植的《求自试表》，气势宏盛，但亦文辞瑰丽：

　　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，效臣锥刀之用，使得西属大将军，当一校之队；若东属大司马，统偏师之任。必乘危蹈险，骋舟奋骊，突刃触锋，为士卒先。虽未能擒权馘亮，庶将虏其雄率，歼其丑类，必效须臾之节，以灭终身之愧。使名挂史笔，事列朝荣，虽分身蜀境，悬首吴阙，犹生之年也。

　　此种文风，领率文坛，使魏晋文章沿着重辞采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建安辞赋

　　西汉以润色鸿业，托意讽谏为目的大赋，随着汉王朝的衰退一同趋于式微。东汉中后叶以还，宦官、外戚轮流专权，政治黑暗混乱，抒情小赋兴盛起来。张衡、蔡邕、赵壹等人的作品就是代表。他们在赋中或欣然归隐（张衡《归田赋》），或愤世嫉俗（赵壹《刺世嫉邪赋》），或慨叹纪行（蔡邕《述行赋》），均体制短小，抒愤寄情，开辟了汉赋的新天地。

　　建安赋作家面对汉末动乱，耳闻目睹两京残破，天下板荡的时局，亲身体验战争乱离、戎马倥偬的艰苦，加之主观思想中的经学桎梏已彻底打破，客观形势上又有建功立业的机遇，而且还有当权执政者的提倡鼓励，“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”，于是他们继承汉末抒情小赋的优良传统，在赋的创作上驰骋才华，形成建安赋作情文并茂的特点。

　　纵观建安辞赋创作，以下几个特点最为突出。

　　首先，有一个自觉主动进行辞赋创作的作者群，他们积极创作，互相切磋，写出了大量赋作，而且进行理论探讨。建安时期赋作今传l8家，作品l84篇，又主要集中在三曹、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中。而且他们经常共同创作同一题材或同一题目的作品。同时，他们还自觉地对赋作进行批评，如曹丕说“诗赋欲丽”，这些无疑会推动赋作的发展。

　　其次，建安作家由于思想较为自由，其赋作的题材更为广泛。大自然的寒暑阴晴（《大暑赋》、《秋思赋》、《愁霖赋》、《喜霁赋》）、飞禽走兽（《孔雀赋》、《白鹤赋》、《愍骥赋》、《神龟赋》）、瓜果树木（《瓜赋》、《桔赋》、《柳赋》、《槐赋》、《桑赋》）、沧海长河（《沧海赋》、《灵河赋》），社会中的悲欢离合（《哀别赋》、《感婚赋》、《离思赋》、《慰情赋》）、穷通行藏（《悲命赋》、《遂志赋》、《厉志赋》、《玄畅赋》）、怜寡伤夭（《寡妇赋》、《伤夭赋》）、怀亲念友（《怀亲赋》、《念友赋》）、征战行役（《出征赋》、《述行赋》），以至登临游猎、弹棋投壶皆可入赋（《登台赋》、《校猎赋》、《弹棋赋》、《投壶赋》），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。

　　再次，建安赋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。与两汉大赋的义归讽谏不同，建安作家用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细腻感受，抒写自己的浓烈情感。他们写赋，不是为了美刺，也不是向君主劝诫，而是真实深切地抒发自己的情怀。如曹丕的《悼夭赋·序》说：“族弟文仲，亡时年十一。母氏伤其夭逝，追悼无已。予以宗族之爱，乃作斯赋。”赋云：“气纡结以填胸，不知涕之纵横。时徘徊于旧处，睹灵衣之在床。感遗物之如故，痛尔身之独亡。愁端坐而无聊，心戚戚而不宁。步广厦而踟蹰，览萱草于中庭。悲风萧其夜起，秋气惨以厉情。仰瞻天而太息，闻别鸟之悲鸣。”这完全不是经生式的“兄宽弟忍，父慈子孝”的说教，而纯然是寒秋深夜睹物伤情，怀念幼弟而潸然泪下的一片真情。

　　建安赋作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新的进展，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。赋体的特点是讲求辞藻和形式工齐之美。汉大赋作者中，虽已有不少俳偶之句，却没有像魏晋六朝这样自觉追求和刻意锤炼。到了建安，尤其是后期之作，对偶工整和辞藻美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不但辞藻流利妍美，对仗工巧整齐，而且注意到韵律和谐，开启六朝美赋创作之风气。

　　《登楼赋》与《洛神赋》

　　建安赋作家中，以王粲、曹植成就最高。“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辞少暇累，摘其诗赋，则七子之冠冕乎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）“仲宣独自善于辞赋。”（曹丕《与吴质书》）他最著名的赋作《登楼赋》，是千古传诵的名篇。该赋是王粲流寓荆州之作。他于乱离之时，去国离乡，到荆州后又不被刘表重用，一腔失志不平之感，因登楼临睨满目疮痍而迸发，遂将满腹激情流之于赋：

　　登兹楼以四望兮，聊假日以销忧。览兹宇之所处兮，实显敞而寡酬。挟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长洲。背坟衍之广陆兮，临皋隰之沃流。北弥陶牧，西接昭丘。华实蔽野，黍稷盈畴。虽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。

　　遭纷浊而迁逝兮，漫逾纪以迄今。情眷眷而怀归兮，孰忧思可任！凭轩槛以遥望兮，向北风而开襟。平原远而极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。路逶迤而修迥兮，川既漾而济深。悲旧乡之壅隔兮，涕横坠而弗禁。昔尼父之在陈兮，有归欤之叹音。钟仪囚而楚奏兮，庄舄显而越吟。人情同于怀土兮，岂穷达而异心！

　　惟日月之逾迈兮，俟河清其未极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骋力。惧匏瓜之徒悬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。步栖迟以徙倚兮，自日忽其西匿。风萧瑟而并兴兮，天惨惨而无色。兽狂顾以求群兮，鸟相鸣而举翼。原野阒其无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。心凄怆以感发兮，意忉怛而惨恻。循阶除而下降兮，气交愤于胸臆。夜参办而不寐兮，怅盘桓以反侧。

　　此赋不但抒情浓切，而且在结构上也十分细密。首叙登楼所见，次抒怀乡之情，末申身世之惧，层次分明，气氛刻画生动。所以被评为“仲宣靡密，发篇必遒”（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），“摹写长途景况，令人肌骨寒冽”（宋长白《柳序诗话》卷七）。

　　曹植的赋作则另有自己的特色。正如他的诗一样，他的赋作也是“骨气奇高，辞采华茂”（《诗品》卷上），如《洛神赋》。

　　《洛神赋》叙写眷恋之情，辞采绚烂清泠而又臻于极致。它的意义，在于说明文学自觉到自己的特质之后，有如何巨大之表现力；在于标志着文辞之美，可以表现内心细腻情思至何种程度！其始写道路艰辛之后，憩息于泽畔芳草，而用“容与乎阳林，流眄乎洛川”写尽少年公子之一种潇洒风神，既描摹神态，又点染出气质情思。之后寥寥数语，似未见着墨痕迹，便已轻轻转入幻境，于是极写幻境中神女之美丽。虽设譬摹神，词语用极璀璨美艳，而在在皆抒发一己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情怀。洛神之美，乃此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者眼中之美，处处写彼之绰约丰姿，而实处处写己之惊喜爱恋情思。其写洛神感恋慕之情，报之以脉脉情思，是“徙倚彷徨。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。竦轻躯以鹤立，若将飞之来翔”。一种似有而无，若即若离的迷离惝恍的境界，真是写得如诗如画，而写此如诗如画之梦幻境界，亦仍然在于把自己内心一缕惊喜眷恋之热烈情思点染出来。这篇赋里所创造的许多美丽的意象，如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，“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繇兮若流风之回雪”，“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”，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等等，深远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意象创造。在它们后面，形成了一些意象的历史系列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。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，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，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有明显区别。

　　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：对偶、用典、声律、辞藻。如果一篇文章四点具备，就是成熟的骈文了。从文字上看，汉语的单字单音宜于从声形方面形成均衡相侔。汉语词性灵活，亦容易配成对偶。至于对偶为何在南朝特兴，盖因对偶本为回环之美，不似散体单行有直贯之势，而南朝士人以柔靡为尚，故以风行，“俪采百字之偶，价争一句之奇”（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），遂成风尚。

　　再看用典。用典亦称用事、隶事。其本来作用是加强文章的说服力，“据事以类义，援古以证今”（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），后来又有以少总多的效果，即以一句古事古辞，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。但南朝骈文作者以用事繁密为尚，则有矜博耀学、显示才华的心理。如著名的梁武帝与沈约、刘峻数典争胜的故事。此时大编类书，亦由此种心理驱使，而又推波助澜。

　　关于声律，是指骈文每联上下两句在声调上要相对，而不能相同。这当然首先基于汉语有四声之分。从陆机、范晔以来，已都体会到声有高下低昂之分。所以齐梁声律说未开之前，行文亦多有声调相对者。齐梁四声说发明以后，平仄之分在理论上也尚未总结出来，但他们还是自发地以平声对上去入三声，只能说是一种实践中的体会，感觉到平仄相对会使文章有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。骈文不要求两句之间每字声调都平仄相对，只要求重音部分（如尾字、第二、第四字等）声调相对。虚字可以不对。

　　最后是辞藻。藻绘之美自建安就已开其端，西晋以来缛旨星稠，繁文绮合，又推进了一大步。

　　刘宋时期可视为南朝骈文形成期。此时骈文四特征都已具备。对偶，俪采百字之偶；用事，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；辞藻，铺锦列绣，错彩镂金；声律，别宫商，识清浊。此期骈文优秀作者为颜延之、鲍照和范晔。颜之骈文有《陶征士诔》，范晔《后汉书》的论赞全是骈文。最著名的是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其中写庐山：

　　西南望庐山，又特惊异。基压江湖，峰与辰汉相连。上常积云霞，雕锦缛。若华西曜，岩泽气通，传明散彩，赫似绛天。左右青霭，表里紫霄。从岭而上，气尽金光，半山以下，纯为黛色。信可以神居帝郊，镇控湘汉者也。

　　把庐山绝壁临江、云霞变幻的情势写得尽态极妍，美不胜收。

　　齐梁以后，是南朝骈文的成熟期。此时声律说已发明，骈文更是进入了骈偶精工、用事绵密、声律严整、辞藻丽靡的阶段。自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任昉、江淹以及萧衍父子们，几乎所有文人都能写骈文。其中名篇如孔稚珪的《北山移文》、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、陶宏景《答谢中书书》均为骈文写景佳作。这一时期即使理论著作文章，也多以骈文写成。刘峻的《辩命论》、《广绝交论》，典实充沛，辞语精工。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名著《文心雕龙》，更是骈文空前绝后的杰作。此期还有梁代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，义正词达，情文并茂。此文先责以大义，又晓以至理，又动以真情，以美丽的文辞描写故国如画的春天，娓娓道来，纸短情长，确能打动人心，终使陈伯之率八千叛军俯首归降。

　　骈文至徐陵、庾信，达到高峰。此时属对更工，几乎全篇骈偶，而后代骈文流行的四、六字隔句对也大幅度增加。用事不仅绵密，且更妥帖自然。声律上不仅平仄相对，而且上下联相粘，多能做到全篇平仄谐调。辞藻上更是“丽藻星铺，雕文锦缛”（李那《答徐陵书》），美不胜收。尤其庾信入北后的《哀江南赋序》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达到南朝骈文的巅峰，而且其故国乡关之思、身世之悲与兴亡之感都动人心魄：

　　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！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；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荆壁睨柱，受连城

　　而见欺；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定。钟仪君子，入就南冠之囚；季孙行人，留守河西之馆。申包胥之顿地，碎之以首；蔡威公之泪尽，加之以血。钓台移柳，非玉关之可望；华亭鹤唳，岂河桥之可闻！

　　语调悲凉激楚，活用甚至反用典故贴切入微，措辞字字凄怆，读之沉郁顿挫，确是达到了如

　　杜甫所说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（《咏怀古迹》）的程度。

　　南朝是骈赋成熟定型的时期。其表现形式是对偶精工，事典博赡、声韵和协藻饰华丽。对偶精工除了指赋中几乎全为对句，还指对偶的方式更加多样。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中就总结有言对、事对、反对、正对四类，实际还可细分为多种，如当句对，隔句对，双声对、叠韵对等等。典事博赡是指用典绵密，连篇累牍，如鲍照《舞鹤赋》云：“当是时也，燕姬色沮，巴童心耻。巾拂两停，丸剑双止。虽邯郸其敢伦，岂阳阿之能拟。入卫国而乘轩，出吴都而倾市。”除首句外，连用燕姬、巴童、邯郸倡、阳阿曲、卫懿公、吴阖闾六个典故，以衬托鹤舞之美。

　　声韵和谐是指南朝骈赋不但注意押韵，到了梁陈时期还注意到了平仄相对，并基本做到除虚字、双音词中的首字可以不对外，其他音节都平仄互异，具有抑扬有致的音韵美效果。藻饰华丽是指注意字句雕炼，词语尖新，绮丽华美，绚烂多彩，如梁元帝《采莲赋》云：“紫茎兮文波，红莲兮芰荷。绿房兮翠盖，素实兮黄螺。于时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。鷁首徐回，兼传羽杯。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移步。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。……”

　　南朝骈赋在内容上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。由于帝王士族文人的作者居多，加之他们的偏安心态和悠闲生活，因此造成此期骈赋内容比较狭窄，或为应命奉诏之作，或描写宫阃深闺物事，以体物抒情小赋为主流，取材纤细柔弱，形象绮丽艳冶，格调细巧尖新。但是，南朝也出现了少数感情深厚、气势流畅而又精工奇隽之作，成为千古流传的佳构，尤以鲍照《芜城赋》和江淹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为翘楚。

　　鲍照《芜城赋》写广陵城的盛衰兴废之变：元嘉末年之前的广陵，一派繁华；两次兵燹屠城后的广陵，满目荒凉。面对如此昔盛今衰的巨变，作者发出了人世沧桑、世事无常的深沉感慨：“天道无常，吞恨者多！”全篇对比强烈，震撼人心；铺张扬厉，极力渲染；对仗工整，抑扬铿锵；辞藻绚烂，撩乱耳目：被评为“雕藻淫艳，倾炫心魂”（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），毫不为过。

　　江淹的《恨赋》与《别赋》，典型地表现出南朝骈赋的美文风采。前者写人世种种遗恨，后者写人生样样离别，都写得声情并茂。全篇以四六对句为主，骈对精整而又不失活泼流动，辞采绚丽而又情感深挚，用典精当而不冷僻，声韵严整而又和谐，如“或有孤臣危涕，孽子坠心；迁客海上，流戍陇阴。此人但闻悲风汩起，血下沾衿；亦复含酸茹叹，销落湮沉。”（《恨赋》）“春草碧色，春水渌波，送君南浦，伤如之何！至乃秋露如珠，秋月如珪，明月白露，光阴往来。与子之别，思心徘徊。”（《别赋》）都是精雕细琢的千古名句。

　　南朝骈赋的精致化特点，直接为唐代律赋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出现了唐代“限韵”、“限字”、“限句”的工整律赋，就是有渐而然的了。

　　郦道元及其《水经注》

　　郦道元，字善长，范阳涿鹿人。据《北史·郦道元传》载，其初袭父爵为永宁侯，再为御史中尉李彪汲引，任治书侍御史。李彪被仆射李冲弹劾，郦道元以属官受牵连而坐免。景明中，为冀州镇东府长史，颍川太守。任职三年，为政严酷，吏人畏惧，奸盗逃于他境。永平中，为鲁阳太守，上表立校劝学。魏宣武帝元洛诏曰：“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，今可听之，以成良守文翁之化。”（《北史·郦道元传》）郦道元在郡任期间。山蛮慑于其威名，不敢为寇。延昌中，以东荆州刺史，如在冀州，威猛为政。后为河南尹。孝明帝正光五年（524），奉命持节兼黄门侍郎赴北边筹处六镇改州之事。孝昌元年（525），奉诏节度诸军追讨反魏自立于彭州的叛将元法僧。孝昌二年（526），为御史中尉，杀汝南王元悦亲信，并上疏参劾元悦而结怨。三年（527），雍州刺史萧宝夤于关中谋反，元悦借故举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巡视雍州，在阴盘驿亭被萧宝夤杀害。郦道元好学，历阅奇书，遍历北方，观察地理水道。撰写《水经注》40卷，《本志》l3篇，又为《七聘》及诸文。

　　《水经》是一部记述水道的古书，据清人纪昀的考证，为三国时人作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为《水经》注释，而成为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著作。《水经》原载237条江河等经流，郦道元补充发挥，详注记述l252条支流，比原书多出20倍，成为另外一部专著，全书约30万字。原有的40卷注文至北宋初已有缺佚。

　　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约成书于北魏延昌、正光间。它不仅是地理著作，也是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著作，书中根据水道流程记述了河流两岸名胜古迹，风物景象，以及神话历史传说故事等，文学价值较高，因而也是一部描绘山水风光的优秀散文著作。他博采汉魏至北朝许多山川风土和历史掌故文献，再运用自己随北魏帝巡幸长城、阴山的见闻，和为任冀州、鲁阳、颍川、东荆州等地太守及刺史时期对地理山川的访搜调查资料，熔铸成极具地理、历史、考古、水利等多学科兼而有之的重要文献。清代陈运溶《荆州记序》赞之曰：“郦注精博，集六朝地志之大成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利用前人成果，融会贯通，而成为集大成之作，而且在山水散文方面有开创之功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的山水散文兼有叙事文和山水文的综合特点，记叙真实、语言准确，所描写的河流沿途的山形地貌、州郡城郭的沿革、方物特产的奇异，都千姿百态，独具特色。其中有不少是传诵不朽的鉴赏佳篇，如脍炙人口的《江水注》中描写巫峡一段便是古今赏赞不衰的名篇：

　　江水又东迳巫峡，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。江水历峡，东迳新崩滩。其间首尾百六十里，谓之巫峡，盖因山为名也。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缺处。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。至于夏水襄陵，沿溯阻绝。或王命急宣，有时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间千二百里，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。春冬之时，则素湍绿潭，回清倒影。绝巘多生怪柏，悬泉瀑布，飞濑其间，清荣峻茂，良多趣味。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涧肃，常有高猿长啸，属引凄异。空谷传响，哀转久绝。故渔者歌曰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！”

　　对巫峡的描写，境界优美，凄清幽深，神秘奇异，是甚为动人的传神之作。其中虽部分采用了刘宋时盛弘之《荆州记》的资料，然有所创新加工及润色，另出境界，而如出己手。又如《河水注》中描写三门峡景象：

　　河水翼岸夹山，巍峰峻举，群山叠秀，重岭干霄。郑玄案：“《地说》：河水东流，贯砥柱，触阏流。今世所谓砥柱者，盖乃阏流也。砥柱当在西河，未详也。”余案：郑玄所说非是，西河当无山以拟之。自砥柱以下，五户以上，其间百二十里，河中竦石桀出，势连襄陆，盖亦禹凿以通河，疑此阏流也。其山虽辟，尚梗湍流，漱石云洄，澴波怒溢，合有十九滩。水流迅急，势同三峡，破害舟船，自古所患。

　　描写三门峡地理风光，砥柱位置，引用古书，作细致考证，不盲从前人之说，以自己的考察实证阐发独到见解。而对两岸实景的描绘颇生动精彩，如一幅险峻的山水风景画展现在读者眼前，令人既欣赏到三门峡地理特有的奇险、惊骇独特风光，而且有历史的厚重感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的名篇另如《孟门山》、《沮水》、《济水》、《巨洋水》、《江水》等，也都是传诵的精彩之文。郦道元描绘山水真实逼真，刻画入微，客观描景，间有抒情，如《江水注》引用《宜都记》后写道：“目所亲历，未尝有也。既自欣得此奇观，山水有灵，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！”此即客观绘景所引起的主观感慨，将写景抒情融合于篇中。此外，他还将评议、考证等夹于描写叙述之中，使《水经注》既具山水散文特点，又具考证严谨风格。将学和识运用于山水描写中，这是郦道元在散文上开拓的新领域，对后代散文创作仍具影响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对巫峡的描写影响了杜甫的诗歌创作，如杜甫“听猿实下三声泪”（《秋兴八首》之二）即有本于此。李白诗“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，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”（《上三峡》），亦本于郦道元《江水注》中文字。柳宗元著名的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”，亦出自《水经注》中《洧水注》“平潭清洁澄深，储视游鱼，类若乘空矣，所谓渊无潜鳞也”的描写。于此可见郦道元在山水风景描写艺术手法上对后世的影响之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