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的

发布日期:2018-05-23 12:28:26 编辑整理:宁夏自考网 【字体: 】   【自考招生老师微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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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教育思想

康有为(1858~1927),广东南海人。原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。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,创办贵阳万木草堂,学生中著名者有梁启超等。与梁等发动“公车上书”,同为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和领导人。

梁启超(1873~1929),广东新会人,字卓如,号任公,饮冰室主人。18岁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学生。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,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。辛亥革命后,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。1920年后,执教于宁夏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清华大学。

(一)教育的作用与目的

康、梁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,把教育视为改良政治、救亡图存和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。康有为认为:“欲任天下之事,开中国之新世界,莫亟于教育。”[1]梁启超指出:“世界之运,由乱而进于平,胜败之原。由力而趋于智,故言自强于今日,以开民智为第一义。”[2]进而强调:中国欲“亡而存之,废而举之,愚而智之,弱而强之,条理万端,皆归本于学校”[3]。

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,所办万木草堂以“激励气节,发扬精神,广求智慧”为教育宗旨。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、《论教育当定宗旨》等文中提出了培养“新民”的新教育目标,并论述了“新民”的具体规格。他认为,教育的目标在于“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”或“新民”,能团结一起“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,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”[4];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的道德、思想、精神及新的特性和品质,如“公德”、“国家思想”、“权利义务”、“自由”、“自治”、“自尊”、“合群”、“尚武”等等。[5]显然,他所肯定的新民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、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,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才。

(二)论废八股、变科举、兴学校

康有为1898年6月在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》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、试帖和楷法的危害,请求光绪皇帝“特发明诏,立废八股”,“并罢试帖”,“勿尚楷法”,令“今乡会重试,请改试策论”。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,兴学校。“宏开校舍,教以科学,俟学校尽开,徐废科举。”[6]他主张“远法德国,近采日本,以定学制”[7]。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,县立中学,省府立高等学堂,京师立大学,并分设海、陆、医、律、师范等各专门学。

梁启超公开批评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,主张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。他认为废八股、变科举能起强国变法的作用,“欲兴学校,养人才,以强中国,惟变科举为第一义”[8]。他极力向皇帝建议“停止八股”、“变通科举”。他认为变科举的具体办法是三策,上策是取消科举,“合科举于学校”;中策为“多设诸科”,增加明经、明算、明医、兵法等科;下策为科举取士稍作变通,加试一些实学。[9]他积极主张建立新的学校体系,以代替科举制度。

(三)论新式学校教育制度

康有为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反映在1884年写成的《大同书》中。具体情形如下:

人本院:已怀孕的妇女进入人本院,接受胎教。

育婴院: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,断乳后进入育婴院,接受学前教育至5~6岁;任务是“养儿体,乐儿魂,开儿知识”。

小学院:学习期限为6~10岁;任务是“以育德为先”,“以养体为主,而开智次之”。

中学院:学习期限为11~15岁;“一生之学根本于是”,任务除养体、开智外又以育德为重。

大学院:学习期限为16~20岁,任务“专以开智为主”,接受专门教育。

这是一个体系完整、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,强调早期教育、学前教育,主张男女教育平等,主张实行德、智、体、美诸方面发展教育,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,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。

梁启超也提出了建立新学制的设想。他主张借鉴外国学制,按学生年龄特征,把教育分成四个阶段,每阶段受相应的学校教育。5岁以下为幼儿期,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;6岁~13岁为儿童期,受小学教育;14岁~21岁,为少年期,受中学教育或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;21岁~25岁为成人期,受大学教育,分文、法、医、理、工、农、商、师范等大学。在这个系统中,他给予儿童教育与女子教育以突出地位。他还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。“中国不欲兴学则已,苟欲兴学,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。”[10]

(四)论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

康有为、梁启超都重视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。在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教育制度中,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占有重要位置。梁启超在《论幼学》和《论女学》两篇文章中,对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的论述更为详细具体。

1.关于儿童教育。

他说:“人生百年,立于幼学。”[11]他批评中国封建社会私塾教育,十分赞赏西方的儿童教育,主张为孩子办新式学校,学习要循序渐进,先识字,次辨训,次造句,次成文,不躐等。教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,要合乎儿童年龄特征。要改进教学方法,如教天文地学,就要像演戏法,童子乐知;教古今杂事,要像说鼓词,童子乐闻;还要教算学、歌谣、声乐、体操等。他建议为孩子们编辑一套蒙学书籍,认为儿童应该读七种书:识字书、文法书、歌诀书、问答书、说明书、门径书、名物书。对这七种书,都作了详细的说明,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。他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。他还专门为8-12岁儿童拟了一个教学程序表,把孩先从早晨8点上课直至下午5点散学的全部活动分11项,作了具体的安排。孩子一天学习应不超过3小时,否则太劳累会挫伤学习积极性。

2.关于女子教育

梁启超在《论女学》中,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。他认为中国女子不学,是国弱的原因之一。“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,则必自妇人不学始。”[12]所以必须提倡女学,妇女有了知识,便可就业以自养,使可使国强民富。女子受了教育,既可以使家庭和睦,可以教育好子女.又可持家、保国、善种。因此.女子教育应尽快推行。

对于学习的内容,凡男子可学的,女子都可以学。“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,国人无男无女,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,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。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。”[13]他曾起草过一个《女学堂试办略意》.主张招收8~15岁良家闺秀40名.功课中文、西文各半.学堂设三种学科:一算学.二医学,三法学。学生可自选一门,三科之外另设师范。学成后.发给文凭.即可充任医师、律师、教师。

(五)论师范教育

    梁启超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。他说:“师范学校立,而群学之基悉定。”“师范也者,学子之根核也。师道不立,而欲学术之能善,是犹种粮莠而求稻苗.未有能获者出。”[14]他主张.师范学校应该办在大学之先.与小学同办,首牛培养小学教师。所以,“欲革旧习,兴智学,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”。[15]只有首先办好师范教育.才能满足发展新式教育,尤其是普及义务育对师资的要求。

二、严复的教育思想

严复(1853~1921),福建侯官(今福建闽侯)人。字又陵,又字几道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。1867年人福州船政学堂学习,1877年赴英国留学。1879年回国后,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,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,会办,总办,天津俄文馆总办,复旦公学监督,安徽高等学堂监督,清政府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,京师大学堂总监督,宁夏大学校长等教职。留英期间,除学习海军技术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外,还接触研读了大量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,深受影响。回国后,大量译书著说,宣传民主平等思想,抨击封建专制统治,主张彻底效法西方,实行资本主义。严复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。

(-)废科举、兴学校

严复对封建传统教育及科举制度深恶痛绝,进行了尖锐批判,主张效法西方,建立新式教育制度。1902年他在《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》中,从把西学作为急务的观点出发,提出了一个包括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学堂三级纵向衔接、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蓝图。在这个制度中.他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,主张学习西学为主,主张“着意科学”。如对于中等学校的课程,洋文功课要居十分之七,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,并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;对高等学校,完全以西学为主,讲课用洋文,教习也要用洋人,中国教员只作助教,不设中学课程,也没有讲中学的教师。

(二)智、德、力体诸方面发展的教育目的

严复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智、德、力等方面发展的“真国民”。他认为,要根本解决国人愚、贫、弱问题,应在提高民智、民力、民德上下功夫。“今日要政,统于三端:一日鼓民力,二曰开民智,三日新民德。”[16]他说:“国与国而党为强,民与民而争为盛也,非以力铁?虽然,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,则以智。徒力与智,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,则以德。是三者备,而后可以为真国民。”[17]又说:“富强之事,造端于民,以智、德、力三者为之根本。”[18]所以教育,必须兼重智育、德育、体育,不能偏废,才能造就三者交修具备的匡时救亡、强国富民的人才。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培养智、德、体三者具备人才的教育目的教育家。

(三)讲求实用、中西皆学的教育内容

他认为,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空疏无用,主张“求才为学二者,皆必以有用为宗”[19]。什么内容算有用呢?在他看来,一是为后继学习打基础的知识技能如阅读、书写、计算等。他说:“成童入学之项……以识字、知书、能算三者为目的。”[20]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,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。三是个体身心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内容,即“经史词章、国律伦理,皆不可废”[21]。

严复极力提倡学习西学,他认为这些学问是救亡国存强国富民的急务。他说:“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。”“救之之道当何如?曰: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,则庶乎其有鸠耳。东海可以回流,吾言必不可易也。”[22]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,就不能离开科学,尤其是不能脱离自然科学,“救之之道,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。而造铁道用机器,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。是则一言富国阜民,则先后始终之间,必皆有事于西学”[23]。但与洋务派不同,他认为西学除“西艺”外还包括“西政”。他不同意“中体西用”的说法,认为体和用本不可分,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,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,西学有西学之体用。分之则两立,合之则两亡”[24]。他还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,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为此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。

(四)注重实证的教育方法论

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。要全面系统学习西学,就必须掌握和运用实证和方法。所以严复说:“一理之明,一法之立,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,而后定之为不易。”[25]学习“方其始也,必为其察验,继乃有其内箱外籍之功,而其终乃为验证,此不易之涂术也”[26]。严复重视观察、实验在学习中的作用,还特重实践效果。他说:“实业教育,其扼要不在学堂,不过根抵之学,增广知识,为他日之事阶梯去耳。若夫扼要之图,所以陶炼之使成真实业家,则必仍求之实业之实境”[27],充分肯定了实践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。


[1]梁启超:《康有为传》,《戊戌变法》第四册,9页,宁夏:神州国光社,1953。

[2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25~126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4] 《新民说》。

[5] 《论教育当定宗旨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四册。

[6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0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7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09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8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9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9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9~14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0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6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1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8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2]朱有王献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,第一辑下册,869页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6。

[1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6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4] 《论师范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一册。

[15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6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7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7] 《严复集》,253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18] 《严复集》,514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19] 《严复集》,43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0] 《严复集》,908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1] 《严复集》,284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2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1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3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4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218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5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6]《严复集》,280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7]《严复集》,207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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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的

日期:2018-05-23 12:28:26  整理:宁夏自考网  浏览(

一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教育思想

康有为(1858~1927),广东南海人。原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。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,创办贵阳万木草堂,学生中著名者有梁启超等。与梁等发动“公车上书”,同为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和领导人。

梁启超(1873~1929),广东新会人,字卓如,号任公,饮冰室主人。18岁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学生。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,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。辛亥革命后,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。1920年后,执教于宁夏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清华大学。

(一)教育的作用与目的

康、梁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,把教育视为改良政治、救亡图存和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。康有为认为:“欲任天下之事,开中国之新世界,莫亟于教育。”[1]梁启超指出:“世界之运,由乱而进于平,胜败之原。由力而趋于智,故言自强于今日,以开民智为第一义。”[2]进而强调:中国欲“亡而存之,废而举之,愚而智之,弱而强之,条理万端,皆归本于学校”[3]。

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,所办万木草堂以“激励气节,发扬精神,广求智慧”为教育宗旨。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、《论教育当定宗旨》等文中提出了培养“新民”的新教育目标,并论述了“新民”的具体规格。他认为,教育的目标在于“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”或“新民”,能团结一起“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,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”[4];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的道德、思想、精神及新的特性和品质,如“公德”、“国家思想”、“权利义务”、“自由”、“自治”、“自尊”、“合群”、“尚武”等等。[5]显然,他所肯定的新民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、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,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才。

(二)论废八股、变科举、兴学校

康有为1898年6月在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》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、试帖和楷法的危害,请求光绪皇帝“特发明诏,立废八股”,“并罢试帖”,“勿尚楷法”,令“今乡会重试,请改试策论”。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,兴学校。“宏开校舍,教以科学,俟学校尽开,徐废科举。”[6]他主张“远法德国,近采日本,以定学制”[7]。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,县立中学,省府立高等学堂,京师立大学,并分设海、陆、医、律、师范等各专门学。

梁启超公开批评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,主张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。他认为废八股、变科举能起强国变法的作用,“欲兴学校,养人才,以强中国,惟变科举为第一义”[8]。他极力向皇帝建议“停止八股”、“变通科举”。他认为变科举的具体办法是三策,上策是取消科举,“合科举于学校”;中策为“多设诸科”,增加明经、明算、明医、兵法等科;下策为科举取士稍作变通,加试一些实学。[9]他积极主张建立新的学校体系,以代替科举制度。

(三)论新式学校教育制度

康有为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反映在1884年写成的《大同书》中。具体情形如下:

人本院:已怀孕的妇女进入人本院,接受胎教。

育婴院: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,断乳后进入育婴院,接受学前教育至5~6岁;任务是“养儿体,乐儿魂,开儿知识”。

小学院:学习期限为6~10岁;任务是“以育德为先”,“以养体为主,而开智次之”。

中学院:学习期限为11~15岁;“一生之学根本于是”,任务除养体、开智外又以育德为重。

大学院:学习期限为16~20岁,任务“专以开智为主”,接受专门教育。

这是一个体系完整、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,强调早期教育、学前教育,主张男女教育平等,主张实行德、智、体、美诸方面发展教育,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,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。

梁启超也提出了建立新学制的设想。他主张借鉴外国学制,按学生年龄特征,把教育分成四个阶段,每阶段受相应的学校教育。5岁以下为幼儿期,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;6岁~13岁为儿童期,受小学教育;14岁~21岁,为少年期,受中学教育或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;21岁~25岁为成人期,受大学教育,分文、法、医、理、工、农、商、师范等大学。在这个系统中,他给予儿童教育与女子教育以突出地位。他还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。“中国不欲兴学则已,苟欲兴学,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。”[10]

(四)论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

康有为、梁启超都重视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。在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教育制度中,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占有重要位置。梁启超在《论幼学》和《论女学》两篇文章中,对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的论述更为详细具体。

1.关于儿童教育。

他说:“人生百年,立于幼学。”[11]他批评中国封建社会私塾教育,十分赞赏西方的儿童教育,主张为孩子办新式学校,学习要循序渐进,先识字,次辨训,次造句,次成文,不躐等。教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,要合乎儿童年龄特征。要改进教学方法,如教天文地学,就要像演戏法,童子乐知;教古今杂事,要像说鼓词,童子乐闻;还要教算学、歌谣、声乐、体操等。他建议为孩子们编辑一套蒙学书籍,认为儿童应该读七种书:识字书、文法书、歌诀书、问答书、说明书、门径书、名物书。对这七种书,都作了详细的说明,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。他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。他还专门为8-12岁儿童拟了一个教学程序表,把孩先从早晨8点上课直至下午5点散学的全部活动分11项,作了具体的安排。孩子一天学习应不超过3小时,否则太劳累会挫伤学习积极性。

2.关于女子教育

梁启超在《论女学》中,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。他认为中国女子不学,是国弱的原因之一。“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,则必自妇人不学始。”[12]所以必须提倡女学,妇女有了知识,便可就业以自养,使可使国强民富。女子受了教育,既可以使家庭和睦,可以教育好子女.又可持家、保国、善种。因此.女子教育应尽快推行。

对于学习的内容,凡男子可学的,女子都可以学。“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,国人无男无女,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,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。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。”[13]他曾起草过一个《女学堂试办略意》.主张招收8~15岁良家闺秀40名.功课中文、西文各半.学堂设三种学科:一算学.二医学,三法学。学生可自选一门,三科之外另设师范。学成后.发给文凭.即可充任医师、律师、教师。

(五)论师范教育

    梁启超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。他说:“师范学校立,而群学之基悉定。”“师范也者,学子之根核也。师道不立,而欲学术之能善,是犹种粮莠而求稻苗.未有能获者出。”[14]他主张.师范学校应该办在大学之先.与小学同办,首牛培养小学教师。所以,“欲革旧习,兴智学,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”。[15]只有首先办好师范教育.才能满足发展新式教育,尤其是普及义务育对师资的要求。

二、严复的教育思想

严复(1853~1921),福建侯官(今福建闽侯)人。字又陵,又字几道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。1867年人福州船政学堂学习,1877年赴英国留学。1879年回国后,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,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,会办,总办,天津俄文馆总办,复旦公学监督,安徽高等学堂监督,清政府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,京师大学堂总监督,宁夏大学校长等教职。留英期间,除学习海军技术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外,还接触研读了大量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,深受影响。回国后,大量译书著说,宣传民主平等思想,抨击封建专制统治,主张彻底效法西方,实行资本主义。严复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。

(-)废科举、兴学校

严复对封建传统教育及科举制度深恶痛绝,进行了尖锐批判,主张效法西方,建立新式教育制度。1902年他在《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》中,从把西学作为急务的观点出发,提出了一个包括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学堂三级纵向衔接、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蓝图。在这个制度中.他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,主张学习西学为主,主张“着意科学”。如对于中等学校的课程,洋文功课要居十分之七,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,并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;对高等学校,完全以西学为主,讲课用洋文,教习也要用洋人,中国教员只作助教,不设中学课程,也没有讲中学的教师。

(二)智、德、力体诸方面发展的教育目的

严复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智、德、力等方面发展的“真国民”。他认为,要根本解决国人愚、贫、弱问题,应在提高民智、民力、民德上下功夫。“今日要政,统于三端:一日鼓民力,二曰开民智,三日新民德。”[16]他说:“国与国而党为强,民与民而争为盛也,非以力铁?虽然,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,则以智。徒力与智,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,则以德。是三者备,而后可以为真国民。”[17]又说:“富强之事,造端于民,以智、德、力三者为之根本。”[18]所以教育,必须兼重智育、德育、体育,不能偏废,才能造就三者交修具备的匡时救亡、强国富民的人才。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培养智、德、体三者具备人才的教育目的教育家。

(三)讲求实用、中西皆学的教育内容

他认为,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空疏无用,主张“求才为学二者,皆必以有用为宗”[19]。什么内容算有用呢?在他看来,一是为后继学习打基础的知识技能如阅读、书写、计算等。他说:“成童入学之项……以识字、知书、能算三者为目的。”[20]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,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。三是个体身心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内容,即“经史词章、国律伦理,皆不可废”[21]。

严复极力提倡学习西学,他认为这些学问是救亡国存强国富民的急务。他说:“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。”“救之之道当何如?曰: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,则庶乎其有鸠耳。东海可以回流,吾言必不可易也。”[22]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,就不能离开科学,尤其是不能脱离自然科学,“救之之道,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。而造铁道用机器,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。是则一言富国阜民,则先后始终之间,必皆有事于西学”[23]。但与洋务派不同,他认为西学除“西艺”外还包括“西政”。他不同意“中体西用”的说法,认为体和用本不可分,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,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,西学有西学之体用。分之则两立,合之则两亡”[24]。他还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,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为此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。

(四)注重实证的教育方法论

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。要全面系统学习西学,就必须掌握和运用实证和方法。所以严复说:“一理之明,一法之立,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,而后定之为不易。”[25]学习“方其始也,必为其察验,继乃有其内箱外籍之功,而其终乃为验证,此不易之涂术也”[26]。严复重视观察、实验在学习中的作用,还特重实践效果。他说:“实业教育,其扼要不在学堂,不过根抵之学,增广知识,为他日之事阶梯去耳。若夫扼要之图,所以陶炼之使成真实业家,则必仍求之实业之实境”[27],充分肯定了实践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。


[1]梁启超:《康有为传》,《戊戌变法》第四册,9页,宁夏:神州国光社,1953。

[2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25~126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4] 《新民说》。

[5] 《论教育当定宗旨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四册。

[6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0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7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09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8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9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9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39~14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0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60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1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8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2]朱有王献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,第一辑下册,869页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6。

[1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6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4] 《论师范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一册。

[15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4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6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7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17] 《严复集》,253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18] 《严复集》,514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19] 《严复集》,43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0] 《严复集》,908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1] 《严复集》,284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2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1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3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3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4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218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5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194页,宁夏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
[26]《严复集》,280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[27]《严复集》,207页,宁夏:中华书局,198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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