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“学在官府”的教育行政体制

“学在官府”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，在这种体制下，学校设在官府之中，官师不分，官吏既是教育行政官员，也是学校的管理者，还是学校的教师。

这种“官师不分”，首先体现于宫廷教育中。国之重臣太师、太保、太傅，同时也是帝王之师，他们多由王族的长老或国王的岳父担任、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载：

“昔者周成王幼，在襁褓之中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。保，保其身体；傅，傅之德义；师，道之教训。此三公之职也。于是为置三少，皆上大夫也，曰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燕者也。”

足见西周国之三公也是学之三老。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，师、保的职责偏重于教育，爵位亦渐降低。

西周时国学的主持者称大司乐，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规定：大司乐的职责是：“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国之学政，而合国之子弟焉。凡有道者有德者，使教焉。”说明大司乐负责宗教祭祀和国家典礼，是国家最高的礼乐宫，兼管国学教育事务。大司乐属下的一些官员，就是学校的教师。

西周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是大司徒，也往往称为“教官”，说明其主要职责是教化。从西周地方官学（乡学）的教育内容来看，其职责与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大体相同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载：大司徒之职，“以五礼防万民之伪，而教之中；以六乐防万民之情，而教之和。”可见地方教化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主要任务。

乡大夫为一乡之最高行政长官，据《周礼·地官·乡大夫》载：“乡大夫之职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。”可见乡大夫既为乡一级行政长官，亦是乡教育行政长官，其职责涉及选才、治民、兴教化等。

西周行政，乡下设州，每州设州长一人，州长所掌不外乎教民学法、习射及祭祀之礼，选拔人才，扬善惩恶，仍以地方教化为主。从中不难看出，西周地方各级行政长官，均与教育有密切联系，真正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特点。

综上所述，西周国学、乡学教师皆由士以上现职官员和退休官员担任，他们大多既有教职又有官职，还享有爵位。兹将国学与乡学官师合一的情况列表2－l。

   这种官师不分的教育行政体制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：其一，西周时期，社会分工尚不明确，社会管理专门化尚不明显，一官兼数职的现象十分普遍；其二，教育行政依附于普通行政，尚未形成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，教育事务往往与政治、教化密不可分；其三，西周的教师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，但其地位并不低。因此，《学记》才说：“能为师然后能为君，故师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。”以至统治者“不臣于其臣者二：当其为尸，则弗臣也；当其为师，则弗臣也”。又说：“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无北面”，认为君主不能以臣下之礼待教师。按爵位来说，西周中央官学的教师大多是士或大夫，地位最低的下士也尽可衣食无忧，且足以养家。

二、西周的官学系统

西周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，大而言之，分两类、两级：一类是国学，一类是乡学；国学又有大学与小学两级。

国学专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子弟而设，按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又分设大学与小学。天子所设大学，规模较大，有“五学”之称，即中“辟雍”、南“成均”、北“上庠”、东“东序”、西“瞽宗”。其中辟雍是中心，四面环水。诸侯所设的大学，仅有一学，半面临水，称“泮宫”。诸侯所设大学与天子所设大学的这种差别，是西周等级制在教育上的具体反映。

西周国学中还没有小学。据《礼记·王制》所载：“天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。”可见西周小学是设在王宫的左边，属于宫廷的贵胄学校性质，其学生是王太子、公卿、大夫元士子弟。

国学之外，又有乡学。乡学是地方学校，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，地方区域的大小不等，设学也有不同名称，如闾塾、党庠、州序、乡校等。乡学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，反映了西周教育在普及方面有所进步。西周学校系统可参见图2－l。

三、以“六艺”为纲的教育内容

西周教育内容，以“六艺”为纲。“六艺”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“六艺”之中，又有“大艺”、“小艺”之分，书、数作为小艺，主要是小学的课程，礼、乐、射、御作为大艺，是大学的课程。西周官学之所以重视“六艺”教育，与其教育目标有重大关系。因为西周统治者所要培养的人才是：既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修养（体现于礼、乐课程）来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，巩固其宗法制的社会结构，同时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本领（体现于射、御课程）镇压人民，抵御战争，因此需要兼顾文、武两个方面的内容。

西周的“礼”教，大致包含以下内容：一是关于贵族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规定；二是关于贵族的衣食住行、婚嫁丧葬等一切行为规范；三是西周政治、军事、法律制度，总称为“周礼”。西周统治者认为“周礼”源于天命，遵守礼制，也即是“敬德”，只有“敬德”才能“保民”，才能巩固统治。这充分说明“礼”教的重要意义。可以说，“礼”是西周的立国之本，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，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包含了从政治制度、经济、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。

“礼”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。贵族子弟学会了“礼”，在政治活动、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，行动才会合乎规范，站稳贵族的立场，显示贵族的尊严，有利于任官和治民。西周国学所教的“礼”，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“五礼”：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嘉礼。贵族子弟要从政，必须习知熟悉“五礼”。“礼”既是贵族子弟修身之要，也是他们用世之具，所以说“礼”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。

“乐”和“礼”是紧密相联、互为表里的，其教育作用也各有侧重：“凡三王教世子，必以礼乐。乐所以修内也，礼所以修外也。礼乐交错于中，发形于外，是故其成也停，恭敬而温文。”[1]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“礼”与“乐”的密切配合。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；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，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。所以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乐者，通伦理者也。”乐是通过美育、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，其主旨就在于增进贵族内部的团结，进而调和各阶级、各等级之间的矛盾。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，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，稳定社会秩序，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，起了巨大的作用。乐与礼共同构成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。

从其范围来说，“乐”是综合艺术课。郭沫若先生曾说过：“中国旧时的所谓乐，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。音乐、诗歌、舞蹈，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，绘画、雕镂、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，甚至于连仪仗、田猎、肴撰等都可以涵盖。所谓‘乐者，乐也’，凡是使人快乐，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，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‘乐’。”[2]

负责国之学政的大司乐，“掌成均之法”，而“均”可通“韵”，可知成均所习当以“乐”为主，大司乐掌管的当是国家音乐方面的事务及音乐人才的培养。但这时的乐，仍是各门艺术的总称。

“射”、“御”之教是军事训练课。“射”指射箭，西周贵族生下男孩，门左就要挂弓，第三天就背着婴孩举行射的仪式，表示男子的责任是御四方、捍卫国家。到了入小学年龄，就要接受正规的训练，不能射的人，就不称男子之职。“御”指驾车，战车在战争中十分重要，所以必须要学好“御”这种武艺。“射”、“御”在国学、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学科，都有一定的训练场所。辟雍是西周贵族射猎之所，因此也是贵族子弟习射之所。

《礼记·射义》说：“古者天子之制，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，天子试之于射宫，其容体比于礼，其节比于乐，而中多者，得与于祭，其容体不比如礼，其节不比于乐，而中少者，不得与于祭。”说明“射”有一定的技术标准，若达不到应有的水平，不能参加王族的祭祀大典。所谓“行同而能耦，别之以射，然后爵之”。贤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况下，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，授予优胜者一定爵禄。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，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，国学、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。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，选拔武士，仪式隆重，并配之以礼乐。

“御”的教育有五项，简称为“五御”，即：“鸣和鸾”、“逐水曲”、“过君表”、“舞交衢”、“逐禽左”。驾车者要沉着、敏捷、熟练，并能随时配合射手，创造有利的射击机会，所以说学习驾车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才能达到上述五项标准要求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说：“问大夫之子，长，日：‘能御矣’；幼，曰：‘未能御矣’。”可见贵族子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战车技术的训练，并以能御、未能御来区别长幼。这些都说明西周重视射御的训练，并注意射御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。

“书”、“数”之教是基础文化课。“书”指书写文字。“数”指计算、算法。一般来说，这是属于小学教育的内容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载：“古者八岁而就外舍，学小艺焉，履小节焉。”对照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云：“八岁入小学，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，始知室家长幼之节。”可知所谓的“小艺”即“六甲五方书计”，所谓的“小节”即“室家长幼之节”。这大致就是西周小学教育的全部内容。

西周书写的工具是刀笔、竹木，字体为大篆。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。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，即《史籀篇》，作为教儿童书写的教材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，今已失传。儿童教育从识字、书写开始。《礼记·内则》提出“九年教之数日”、“十年学书计”，“数日”即认识、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，“学书”即学习书写六十甲子，认识与书写方名——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方之名。西周的文字教学，是按汉字构成的方法（即“六书”）分类施教的，使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字音、字形、字义。

古代“数”的教育，是与“术”紧密相联的，故称“数术”。“数术”在西周有很大发展。据考释，西周时6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l-10的数目。9岁儿童学“数日”，指学习记日法，先学甲子纪日，然后再逐渐加深。10岁儿童开始学“书计”，所谓“计”，指计算能力的培养。

儿童计算能力的培养，首先要学习十进制的文字记数方法。这种记数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曾居先进行列。其次还要学习计算的方法。中国古代重要的计算方法——筹算一般被认为完成于春秋战国，但并不否认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简单的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。[3]

总之，“六艺”之中“书数”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，如有一类字被称为“天地类之纯形”，教这类字，便要向儿童介绍日、月、云、雨等天文知识，以及山、水、川、泉等地理知识。又如甲骨文、金文表述动植物名称的字，其形象酷似原物，儿童习读这些文字时，自然而然就粗知了有关动植物形状或构造方面的知识。这些字，有的就像教学使用的挂图，形象直观。

   综上所述，可见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。在大学以礼、乐、射、御为重点，在小学以书、数为重点。而射、御的学习，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、技能外，还着重与礼、乐之教相配合。

[1] 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。

[2]郭沫若：《公孙丑及其音乐理论》，见《青铜时代》，转引自张瑞璠：《中国教育史研究·先秦分卷》，23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1。

[3] 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》，44页，宁夏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l978。转引自毛礼锐、沈灌群：《中国教育通史》，卷l，112页。